苏轼为何一直被视为文化偶像

　　1936年林语堂举家赴美时，有关苏东坡及其作品的书籍是他一再精简的行李里不可割舍的部分，也在旅居海外时给了他丰富的精神食粮。林语堂给出一个全景式的答案：“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林语堂的描摹，如同扇面一样展开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这还不足以解释苏东坡在今天的连绵回响。真正激起人们共鸣的，其实是他作品背后元气淋漓的生命力，坦荡开阔的胸襟，潇洒自如的气度，以及乐观旷达的风范。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则是深沉幽微的人生忧患和心灵痛苦。王国维的评价或许可作为解释：“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他将苏轼与屈原、陶渊明、杜甫并列，不只因为作品，更因为人格。

　　苏轼（1037~1101），世称苏东坡。

　　苏轼曾说自己“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尤以“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为最大转折。一下子从春风得意中死里逃生，落到一个无人相识甚至无食无衣的境地，他从一片数十亩荒地上自垦东坡开始，一点点地落地生根，精神上也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从一己的兴衰荣辱中解脱出来，有了更开阔的历史视野，正如他自己所说，“也无风雨也无晴”。

　　也是在这一时期，苏东坡达到了一生中艺术生涯的高峰，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气势磅礴，又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细腻情感；而他最好的书法作品《寒食帖》，也作于黄州的凄风苦雨中，其内心的苍凉、惆怅、多情，完全透过书法的节奏和张弛渗透出来，几乎一笔一叹，如泣如诉。

　　今天的人们觉得苏东坡特别亲近，也因为他能狂妄怪癖，能庄重严肃，也能轻松玩笑。如林语堂所说：“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比如苏东坡爱饮酒，爱美食，“自笑平生为口忙”，很多菜式据传都跟他有关，如东坡豆苗、东坡豆腐，还有著名的东坡肉。那是他被贬黄州之时琢磨出来的吃法，还专门为此写有一词：“洗净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后来他让家人将此法做好的肉分送给民众吃，于是有了“东坡肉”之名。像这样的民间传说众多，其乐观旷达可见一斑，正如他自己的形容，“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苏东坡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孤例，他只是宋朝群星闪耀的士大夫阶层的一个代表。北宋中期以苏轼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人圈，传为李公麟所作的《西园雅集图》，以写实手法描绘了他们在驸马都尉王诜的西园聚会的场景，围绕在苏轼身边的，有苏轼的弟弟苏辙，“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还有米芾、蔡肇、僧人圆通、道士陈碧虚等十几人。画中人或吟诗赋词，或扶琴唱和，或打坐问禅。米芾作序：“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西园雅集”是古代绘画史中的一个经典母题，被一代又一代的画家不断地陈述，不仅是对宋人风雅的崇尚，更是对开启中国现代性曙光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一种向往。

　　《临流独坐图》北宋范宽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如果将视野放大到整个两宋时期，知识精英的井喷现象就更加显著了。这不是偶然的惊鸿一现，而是一个士大夫群体的持续涌现；不单是文学和艺术，还覆盖了历史、科学、哲学等广阔的知识版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告诉我，两宋士大夫中的代表人物，介于帝王与民庶之间，兼具读书人和官僚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学问相对渊博融贯、格局宏大，另一方面也在政治舞台上表现活跃。

　　之前在唐代，像李白、杜甫这样一流的文学家，在为官、治国方面没得到什么机会，难以展现才华。相比而言，宋代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朱熹等人，则有多方面的作为。比如范仲淹推动“庆历新政”，是政治家，但今人最开始接触他可能是通过《岳阳楼记》，他首先作为一位文学家被我们认识。还有欧阳修，一方面被称为“文坛宗主”，另一方面，他直接参与撰写了《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又是史学家，还有经学方面的著述，后来又做过副宰相，也可以说是一位活跃的政治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历史学家余英时概括为“政与学兼收并蓄”，认为这一定义可以笼罩两宋士大夫群体所显现的时代风格。

　　在去年年初的一期封面故事中，我们通过解读宋朝的一系列关键词——市井、雅集、宋词、山水、茶、书院，搭建起宋朝与今天的联系，试图去探究“我们为什么爱宋朝”。我们发现，当今天的人们向自身文化传统中寻找，越发体会到历史上两宋文明达到的高度，正如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其中一个关键背景，就是在10世纪标志性的“唐宋变革”之后，一个新的阶层——士大夫阶层的出现。正如余英时所说，宋朝从一种整体风貌上来概观，“士风”最盛。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宋朝在思想和文化上的高峰就是由士人群体缔造的，“士”可以作为继续深入探究宋朝的一把钥匙。

　　“士”的传统从先秦开始绵延，一直扮演着传统中国“社会良心”的角色。但为什么一直到宋朝，才出现一个“士”的黄金时代？宋朝士风又会对中国文化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本期封面故事，我们就将聚焦于宋朝的士人群体。

　　当宋朝于960年建立的时候，门阀士族把持权力的时代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靠教育和科举而实现阶层上升的新兴士人群体，他们将“以天下为己任”作为一种普遍的自觉意识。士大夫的影响力之大，从南宋一名监察御史方庭实义正辞严地对高宗所说的话中可见一斑：“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两宋士大夫“政与学兼收并蓄”的特征，又让他们承担起重塑中国传统的责任。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哲学、文化、文学、艺术、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与那些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强大经济力量结合在一起，使得宋成为一个转型时代，一个“传统中国”的典范。这些脱胎于儒家思想之“士”的精神理念，在此后的漫漫岁月中，加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而其中不少具有民族典型性的文化特征，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

　　在群星闪耀的两宋士大夫群体中，我们选取了其中的8位代表人物——范宽、王安石、苏轼、宋徽宗、李清照、朱熹、辛弃疾、宋慈，探讨他们在政治、哲学、文化、文学、艺术、科技等不同领域的开创，以及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此外，我们还与故宫博物院合作，筛选出故宫藏品中十件宋代器物，另请古代名物专家扬之水为我们解读了宋人的香炉、花瓶、酒杯，从物中一窥士风与士气。透过这些士人的时代命运，我们或许可以更深刻地体悟宋朝之所以成为“造极之世”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