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伪器有何特征？

　　早期伪器

　　中国青铜器的世界里，制造伪器的历史至少始于春秋时期（约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韩非子。说林下》：“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鴈往，齐人曰：‘鴈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之。’鲁君请乐正子春，乐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爱之。’答曰：‘臣亦爱臣之信。’”这段文字叙述，齐国攻打鲁国，索取鲁国的谗鼎，鲁国送去一只假谗鼎。齐国人说此鼎是假的，鲁国人坚持是真的。齐国人表示请乐正子春来齐国验证此鼎是否为真，齐国人将会相信乐正子春的判断。鲁国国君请乐正子春去齐国，乐正子春问鲁君为何不拿真的鼎送给齐国，鲁君说因为自己很爱这只真的鼎，乐正子春则表示：“我更爱我自己的信誉。”迫使鲁君无奈只得将他珍爱的鼎送给齐国。

　　从上述关于春秋时代鲁国国君的文字可得知，当时制作伪器的动机并不在于贩卖牟利，而是在于珍贵青铜器的拥有者为保护自己的财产免于被力量更强大的邻国征收。

　　另一个有关伪器制造的例子则是行骗方士新垣平为了得到西汉文帝（在位期间：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56年）的欢心眷顾，造假成功却终被识破的故事。理由之一在于，如同上述所言，遵奉儒家思想的汉代以及之后的诸多朝代对于古代器物，特别是周代的青铜器，有着无上的崇敬，而突然间再度出现古代青铜器均被视为是上天保佑国祚的祥瑞之兆。

　　《史记》的《孝文本纪》与《封神书》中，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至公元前86年）记载了擅长于望气与看风水的新垣平，企图借着利用迷信来欺骗西汉文帝以博取更多的财富与政治势力。新垣平秘密命工匠制造了非常可能会让文帝获得福祉的伪器，上面刻有上天将赐文帝长寿与昌盛国运的迹象。其中一件伪器是一只刻着“人主延寿”铭文的古玉杯，他可能还造了另一件大型的青铜鼎，新垣平甚至事先将鼎埋在邻近汾阴之处。

　　新垣平成功地将刻有铭文的玉杯呈献给得意洋洋的文帝，文帝为表达谢意，立刻让新垣平加官晋爵。然而，好景不长，稍后两位忠臣张苍与张释之请人上书告发新垣平的诈骗，终使文帝相信自己为新垣平所蒙蔽。

　　历史记载新垣平与其整个家族，包含其妻之家族，后来悉数遭到灭门。不过，根据司马迁所撰，新垣平预告的周鼎始终不曾被发现。数十年之后，汉武帝在位期间（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6年）的元鼎四年六月才在汾阴出土了一只大鼎，《汉书》还正式记载了当时这个被认为是上天赐福的吉兆发现！

　　宋代伪器

　　宋代帝王与文人笃信儒术并热爱古物，尤其是周代的古物，于是在他们的需求下，宋代的工匠仿制了为数可观的仿古青铜器。这些伪器分为两类：仔细考究模仿真正的商周青铜器，其他则是模仿商周青铜器的外形，再加上当时流行的设计图案或是适合宋代品味的新创造。第二类的伪器受到宋代艺术的形式影响，通常镶嵌金银图案为装饰。

　　宋代仿制的两类伪青铜器通常比较重，金属表面的光洁度较暗，最后的修饰较粗糙，装饰图案也比真正的商周青铜器模糊。伪器上的绿铜锈则多半是贴在铜器表面，由绿松石粉末为基础再掺入些许红锈与绿锈。如果伪器刻有铭文，则完全仿自真正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但是不若真品深入金属表面。

　　元代伪器

　　元代的仿制技术有了进步。河南、山东以及山西的工匠以其作品的高质量而闻名。他们所制的仿件极为精湛以至于竟不察的被列入王室收藏，如今还保存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中。尽管元代的仿制技术大为改善，然而这些伪器与真正的商周青铜器相较之下依旧质量差劣。形式笨拙，装饰图案铸造不够精准，铜锈的品质更是平庸。元代伪器的特色在于装饰上似是而非，无法与真正的商周青铜器相比。

　　明代伪器

　　明代仿制的伪器大多深具商周古风，但却又因为其以金银镶嵌的过分雕琢之装饰性质而背离其仿制的初衷。

　　这些明代仿器确实铸造精美且具备高质量，不过大部分的装饰图案均属虚构，与商周青铜器的真正样式完全相异。这些青铜器并不属于用来愚弄不谙此道者的伪造品，反而应该是从古青铜器中汲取灵感的艺术创作。这或许能解释当时某些工匠包括了胡文明、张鸣岐以及石叟深受欢迎的原因，他们的创作始终受到极高的赏识与探究，甚至直到今日。

　　清代伪器

　　清代，尤其是乾隆时期（公元1736年至1796年），仿制品更加精致，数量也更多。装饰仍循古风，但是明显经过修饰，采用金、银或是半宝石的镶嵌运用十分普遍。

　　民国时期之伪器

　　其实一直要到公元1911年民国肇建之后，以欺骗买家、藏家、古董商、甚至专家、学者为目的而制造的青铜伪器时代才真正开始。这个伪器制作的黄金时期大约是1920年到1938年之间。彼时，仿制品几可乱真，多数具有伪铭文。

　　这类伪器多是由依古代青铜器真品所做的模型而制成，装饰经常不太精确，比较模糊和脆弱，特别是作为背景图案的雷纹，其中的螺旋纹比真品来的浅且不清晰，而且原来真品表面应该出现雷纹的位置，在伪器上甚至消失不见。伪制品与其所仿效之古代真品的重量也不同，或者太重又或者过轻。连金属的合金成分也不相同，伪器的表面经常覆盖着微细气泡孔，特别是在有雷纹装饰的区块，只消利用放大镜就能轻易观察出这些气泡孔。伪器表面通常为暗黑色，许多处都覆盖着极容易察觉的伪造人工铜锈。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依古代青铜器真品所做成的模型当然也包含了原本真品所有的缺陷，比如磨损的装饰、龟裂、表面的损坏等等，以及真品青铜锈的各种缺失，失去了清晰锐利度的镶嵌，或者是器物设计的某些部分已经完全消失。此外，覆盖在伪器上的假铜锈通常在厚度、颜色与质地上全部具有一致性，这样的现象绝对不会发生在真正的古代青铜器上。

　　1920年代与1930年代间最难被察探出来的伪器，是将破损的真正商周青铜器熔化之后作为金属原料再行铸造出来的。许多这类以正确合金成分铸造而成的复制伪器在1940年代战争时期被掩埋，近年又纷纷重现在香港与澳门的市场上。这些1920年至1938年间的伪造杰作均由当时技术顶尖的造假工匠与古董掮客以及其他在上海、北京、西安、苏州、潍县，甚至日本尤其是大阪的专家联手合作而成。

　　所有在1920年代与1930年代间制造的一流伪器确实是在形状、设计、装饰等等完全仿效商周青铜器的复制杰作，专家学者依其仿制所在地而分类如下：

　　苏州的伪器

　　江苏苏州复制的青铜伪器。若干极卓越的青铜铸造工匠，包括周梅谷、刘俊卿与金润生，擅长于复制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古青铜器，他们的工艺水平远胜于北京所做的青铜器复制品。

　　潍县的伪器

　　山东潍县制造的青铜伪器。此地区约于四百年前即已从事青铜伪器制作，在清代声名大噪，当地的工匠专精于按照清代古物图录《西清古鉴》中的样本进行仿制。以蜡模制作的青铜镜在装饰上有一些错误，造型与包浆很多都不符合古代青铜器的特征，铜锈则是利用盐酸制成，难逃专家法眼。

　　西安的伪器

　　陕西西安制造之青铜伪器。加上铜锈之后，此地区制造之青铜伪器被埋入土中十至二十年以进行老化。此地区另一项专长则是为原本无铭文的真的古代青铜器加上伪造的铭文。

　　北京的伪器

　　北京仿制的青铜伪器。青铜伪器的制造主要于北京城发展，都是仿制商周最知名的青铜器。民国肇建之初，当时北京最重要的商周青铜伪器仿制匠师，也是北京城内古董商最大的供应者为外号“古铜张”的张泰恩，曾经亲授训练了十二位学徒，其中七名后来皆成为青铜伪器的制造名师。古铜张弟子中的王德山曾制作了一系列华丽非凡的青铜觯伪器，大多依真品复制，完美铸造并精准具现真品上所有的装饰细节，这组觯甚至每件都具有两字的铭文。尽管几乎至臻至美，但这些伪器却都有两大不足之处：首先是装饰，虽然已属完美的复制，还是略嫌僵硬。再者，伪器的铜锈带有漆底。以上两种都是当时北京造伪器的典型缺陷，这些京制伪器通常都以商周古青铜器真品为样本进行精准的仿造，再以酒精与漆的混合物做成铜锈。

　　上海的伪器

　　上海仿制的青铜伪器。许多以青铜器真品做模的青铜伪器于民国初期在上海售出。其中最出名的事件莫过于由名列仿制高手之一的刘俊卿以所制的伪器中，一只青铜觥与一只青铜卣以当时堪称天价的价格售出！刘俊卿与叶叔重共同于苏州开设工坊，叶叔重乃是上海知名古董商吴启周的外甥，而吴启周则与巴黎和纽约两地显赫的古董商卢芹斋在美国开设古董店。这两件惟妙惟肖仿制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器物的伪器于1932年被吴启周在上海购得，当吴启周后来得知这两件青铜器竟然是出于自己外甥合伙人刘俊卿之手，因为自己看走眼购入假货而尴尬万分，据说发誓从此再也不做青铜器的买卖。

　　最近的伪器

　　过去的十年间，大量青铜伪器曾流入市场。这些伪器大部分来自于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质量极高，有些仿制技术达到的完美程度以至于完全蒙骗了许多收藏家与此类业者。幸运的是，真正的专家依旧能够觉察出真伪，因为伪器多半过重，人造铜锈也能相对较轻易地从铜器表面剥离，伪造的铭文也不符合真品的真正时代特征或是铸得不够深，特别是由于铜锈只是以人工方式覆在伪器的表面，因此伪器的内部根本无法侦测到真正的腐蚀。无论仿制者的手法如何高明，真正的专家总是能够瞧出破绽，因为对于专家来说，伪器总是缺乏真正的生命力，缺乏那种唯有真正商周青铜器所拥有的活泼能量，而能够感知此生命力的本领则是任何一位青铜器评鉴专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